1918年初春。
晨雾弥漫在法租界码头上，许多光着脚的装卸工人挤在一处。在等天亮。
沈奚带着四个中国籍的男医生、三个男护士、三个女护士，穿着白色的工作衣，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也等候在这十六铺的外滩码头。
这里是上海唯一经营国际航线的公司设立的码头，他们在等一艘今早会入港的游轮。
当年，她和傅侗文归国，就是从这里下船的。
“沈医生，”一个男医生在沈奚耳边问，“你是女人，一会要有人出言不逊，或者动起手来，记得往我们身后躲。”
“不偷不抢，为什么会要动手？”沈奚哑然而笑，“你们要护住那三个护士啊，都是我好不容易招来的女护士，可不要给吓跑了。”
大家笑。
“沈医生，我们才不怕。”其中一个女护士表决心。
沈奚也笑，虽然笑容隐在了白色的口罩下。
“我担心，我们这几个人，拦不住那么多的旅客。”一艘游轮跨越重洋到上海这里，虽然一路都有下船的旅客，可到了这里，至少还有几百人。
他们只有十一人。
“总要试一试，况且我们不是要扣押他们，只是要询问，船上是不是有流感患者，”沈奚说，“还有，重点问有没有病死的人。看他们每个人的脸，如果格外憔悴的，就尽量劝说检查体温，能找到一个是一个。当然我最好这一船的人都是健康的。”
沈奚这番话早重复了十几遍，大家烂熟于心：“记住，鼻血、咳血、耳朵出血，皮肤变色是后期症状。要有人真的在船上见过这样的死亡症状，马上来告诉我。”
告诉了她之后呢？
“可真有，我们也无权扣留病人啊。”男护士说。
沈奚想了想，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们用段副院长的名头扣下，实在不行，我去砸市长的办公室。”她是在给大家吃定心丸。
她看上去信心满满，实则忧虑满满。
去年年底的美国，今年年初的西班牙，全都爆发了流感。死亡患者症状恐怖，大多满面鲜血，皮肤变色。
世界大战正在紧要关头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求媒体不要在报道中提“流感”和“瘟疫”这样的字眼，以免影响战局，引起民众恐慌。可是各国的医生组织都互相私下联系，推测这场流感将会蔓延欧洲大陆和美国腹地……
沈奚自从和陈蔺观恢复联系以后，对方一直会提供给她最新的医学信息。包括这次突然爆发的流感*。先是打了份电报，又紧跟了一封厚厚的信。
“研究室进行了尸体解剖，死亡的患者大脑显著充血，全身器官都有病变，肺部全是液体……沈奚，大家都在疯狂找寻着治疗方案，但束手无策，我们都很绝望。连我的教授也说：‘医生们对这场流感的了解，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医生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’。”陈蔺观在信上如此说。
他是个客观的人，除了唯一一次见到傅侗文失了理智，从不会夸大事实、危言耸听。所以她料定，这场瘟疫只会比他说得更严重，毕竟他人在法国巴黎，还不是重灾区。
从沈奚沈奚给市政府申请过许多次，要在中国最大的上海和广州码头进行防疫措施，那些官僚完全不理会。也对，国民总理一年能换几次的世道，是没有人会管这些。
但政客怎么会懂大型疫情的危害？
她只能尽力想办法了，幸好跨洋而来的游轮本就不多……
“来了！”最年轻的女护士按耐不住，仿佛随时要报国一般的热血上涌。
很快，这批人按照事先商量的，分开来在几个方位。
码头上准备接货、卸货的工人们都奇怪地看着这些医生。十六铺历来是青帮地盘，有大的异动都有人盯着，这批医生来的突然，衣着干净，白色口罩外露出的目光也肃穆，猜测是某个患病的政要在这趟船上，也就没胆量来打扰了。
很快，游轮开始放旅客下船。
沈奚一马当先，用娴熟的英文询问着西装革履的先生们，是否船上有大范围的流感？是否有人因为发热，或是流感而病危。为了让自己让人信服，她摘下口罩，保持着最友好的微笑。绅士们见到她是一位女士，多半会驻足，耐心地回答她的问题。
她边问，边催促离自己最近的男医生：“快，上船去，找船医询问情况。”
忙乱中，她的白帽子掉在了地上，来不及捡，最后还是一位华裔的先生替她捡了，还给她：“小姐，你的帽子。”
“谢谢你，”沈奚接了帽子，“先生，请问你有流感症状吗？或者你同一层、同一舱的旅客有感冒发烧，传染给身边人的吗？”
那位先生微笑问她：“我是从美国俄亥俄州过来的，你所说的可是突然爆发的疫病？”
“对，对，是。”
这位先生显然知道这被媒体压下的疫病：“就我所知，船上没有这样的病人。”
“谢谢你先生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大家都很幸运。”
沈奚感激笑着，又去拦下一个人。
那位先生提着皮箱子，笑着摘下自己的帽子，对着沈奚的背影微颔首，也是在“致谢”她的仁心。他复戴上帽子，见有人举着张白纸，上头写着一个姓氏和俄亥俄州。
他笑着对接应的人颔首：“你好，我就是他。”他指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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